由許瑞峰策展，吳其育、林佑恩、陳伯義、鄧兆旻四位新生代藝術家共同創作參與的展覽「為了更好的明天」將於12月3日於曼哈頓上西區inCube Arts藝術空間揭幕，展至12月底。
“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策展人許瑞峰在策展論述中開頭就引這句名言，他說，這麼做並非要挑起某種國族主義在政治治理上意識形態的爭論，相反的，是要揭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者Milton Friedman以此句名言做為「自由人」(Freedom Man)論證的對象過程中，其所提倡的絕對自由是如何暴力地以經濟自由之名抹殺了民主運作、使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談論的生命政治更加趨於絕對的控管，以此將新自由主義擴張欲望下的「自由」，進一步扭曲成政商財團用以分解國家、民主機制的武器，進而回過頭對「人的自由」所進行之牽制、掠奪與破壞。
當下這個充滿政治動盪、經濟變動的全球化年代裡，我們所面對的困境來自於「經濟」與「民主」間的抉擇，而這兩大治理軸亦被打造成對立情境，此消彼長的變形與退化形成了世界動盪的來源，而災難正是新自由主義所期盼的經濟來源、及意識型態塑造的最佳代言。正如同Naomi Klein在其著作《The Shock Doctrine》裡所揭穿的災難資本主義經濟學，它總是以激烈手段徹底實行自由市場及私有化政策進行民主的鎮壓，其後續所帶來的不是既得利益者所聲稱「短期陣痛」後的新世界，反而是廣大民眾的悲慘處境。自此，我們可以試著從約翰·甘迺迪的這句話為歷史觀察點，分為兩個層面進一步分析其概念轉化，第一部分是「去國家化，奪取治理權」：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透過自由與控管的扭曲，擱置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將民主治理機制塑造成是國家以公共權力對個人自由所帶來的威脅。這威脅對 「自由人」而言，是來自公共政策、社會福利、階級流動等具備資源再分配性格的機制延伸，其所認為的是，「國家」是組成它的個人的集體，並拒絕其成為超越個人意識的大他者(Other)的可能性。在這層意義之下，「政府」即被自由人視為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它不需具備任何對於國家的使命，也不必承認國家的目標、國家的理想，唯一的重點，是要求政府去管制化，以自由之名確保自身在經濟面的擴張。這不僅擴大了貧富不均的事實，也腐蝕著民主決策的機制，使勞動階級的權力挪移至少數資產階級手中。在此，這句名言是確立「自由人」合理存在的必要對象，操作著以國家為背景，捏造各種與自由對立的假想敵，透過謊言、威脅、消費的方式，進行對既得利益的保護，許諾著更美好的明天。
如今，當國家被擱置，政府成為透過資本角力便能獲得權力的場域時，這句話便死灰復燃地從被攻擊的對象，進入到第二部分「以排除做為一種現代化宿命」，在此階段，這句話便化身為新自由主義的消費性標語，化為沒有靈魂的宣傳者在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裡漂盪、消費著，操作著它的語言邏輯並非辯證式的思想，而是企圖掩蓋「自由人」所宣稱的「自由」是如何的荒謬、及其掠奪的欲望是如何的殘暴。它要讓人民相信的是，政商財團主義的擁護者們對於一切歷史、民主化進程所進行的抹除都是為了要「拯救」這現代化結構，是不得不的作為，人民必須得相信這個國家的「我們」，才能共渡難關，但事實是，這裡的「我們」是那1％的新自由主義推手利用99％的資源，令99％的公民「相信」這是屬於一個時代的「共業」。最終，國家機構徹底失效，成為商財團主義極大化吸納資本的軀殼，在剝奪公共資源的行為獲得了合法性，並握有媒體的消費性思考控制權後，其目的，已從國家擱置，轉為埋葬公共意識。要讓被排除的人相信這一切都是宿命，相信著美國夢、中國夢，相信著「自由人」的自由等同「人的自由」，即使這立基點完全不同，即使兩者根本不同源不同種，只要能夠使人民不反抗、冷漠以對，那這排除的宿命，也就成功的使其統治獲得了延續下去的動力。
本次四位參展的創作者，分別從約翰·甘迺迪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重新地以批判性、歷史性角度審視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變遷所產生的影響。藝術創作者在面對這些危機與衝突時所提供社會性議題的回應，亦正是當代藝術進行社會介入與實踐的範疇。這當中的批判性論述生產，並非單純地挪用、創造藝術本身的符號性、創作手法，它反而得重組藝術世界內部的自我規範與場域限制，進入藝術於社會中的生產關係，與現實的文本互為主體性的體現於當代生活。而藝術的政治能動性，正是來自於其對於當代生存系統的辯證及相互彰顯的特殊過程。
參展藝術家及作品簡介：
陳伯義《紅毛港遷村實錄-家》，是針對紅毛港拆除工程對居民遷出後廢棄家屋的影像創作，在這影像計畫中包含了家屋內遺留的物件、物件缺席後在空間裡的痕跡，以及透過殘破窗櫺向外凝視工業環伺的景觀。透過陳伯義冷靜的影像及物件的撿拾，我們能觀察到這案裡中政府所採取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意識形態，是如何以經濟發展為名制定了遷村計畫與條例，透過新自由主義邏輯合理地進行拆除、再建的經濟運動，進一步奪取對於公共的治理權。其強勢動作的另一面，正是虛無的許諾：「想像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吳其育《土地廟》，則是以「交通建設」的案例為背景，透過影像書寫政府徵收案之下，村子逐漸消失後的荒誕，在整個村子被剷平之後，唯獨村子中各處的「土地公」廟完好地保存，成為一個只擁有土地也只剩下土地的純碎土地公，在這個失去人們生存的地方，吳其育透過「土地公 」去虛構了此曾在的想像。
林佑恩《我們用家與田換來的水泥袋》源自於其作為攝影記者的一篇報導之題名而來，其背景始於1995年，政府發布水泥產業東移政策後，台灣西部水泥礦區都在2003年礦權到期後全部結束，沒想到，13年後，位於台灣新竹縣關西鎮的亞洲水泥關西廠與鄰近兩個礦區申請復礦，西部礦區死灰復燃，不僅危及山林保育，更直接衝擊礦區周遭的人。林佑恩透過影像與文字所呈現的，不僅是其身分做為第三方監督者的出發，在此更提供了一個影像與文本間的想像。
鄧兆旻《狀態圖》是意欲模擬一個主體的心智運作所繪製而成的圖表。其依據現代性生活中人們所目擊那不安全感是如何動員成治理技術與資本流動系統的參數，而在這個當下我們需要重新想像這些自我可以如何再次活動起來，以組織與連結，讓不同的可能可以有湧現的機會。
「為了更好的明天」看似嘲諷，但實際上，是希望突顯我們面對新自由主義幽魂下結構性問題的現況，而藝術的介入，則是作為一個觸媒，使原來被忽略的議題、現象，能夠在公共領域的討論中受到重視，使原先被過度簡單及消費化的對象，彰顯它自身的弔詭和複雜性。我們必須得察覺到跨國企業所操縱之媒體潮流所抑制的全球公共場域，其討論與共識形成的能力正逐漸消失中，但現實的壓迫卻也使當代藝術醞釀著一股更大的反動力。透過展覽所呈現的現實狀態，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得藝術場域及空間成為公共領域的一環，讓這些藉由藝術表現突顯出的政治經濟結構、意識型態變遷、人的狀態，在此都能得到觀照並具備發聲的能動性。這不僅實踐著民主政體中的理想，同時也讓藝術空間的自律性獲得解放，進而扮演著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知識生產介面。
展覽資訊:
展名｜為了更好的明天 For a Better Tomorrow
媒體預展｜2016/12/2（Fri.）2:30pm
展覽時間｜2016/12/03(Sat.) - 12/30(Fri.)
地點｜inCube Arts, 314 W 52nd St #1, New York, NY 10019
藝術家｜吳其育、林佑恩、陳伯義、鄧兆旻
策展人｜許峰瑞